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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知名学者彼得·沃克(Peter Walker)访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美国系列”活动中发表题为“关于中美关系的见解”的公开演讲，深入探讨了当前美国社会正面临的深刻变革。以下为讲座观点精编：
美国当下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实属前所未有。这场变革呈现多种形态，其中最显著的是对民主制度核心原则的直接挑战。
何为民主核心原则？其一是自由、公平、公开的选举制度。回望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至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断声称选举结果遭窃取，拜登不具总统资格，甚至称其为“非法选举”。尽管围绕此事发起的60多起诉讼中，声称选举舞弊者均被法庭要求出示证据，但他们始终未能提供任何实质证据——因为舞弊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公平选举原则正遭受严峻挑战。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是另一例证——民众冲击国会大厦，约1600人因袭警等刑事罪名被定罪。
其三是对三权分立制衡机制的削弱。美国立国根基在于政府三大权力分支(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独立、彼此制衡。任何一方尝试改变既有民主模式时，通常会受到其他分支的制约以抵消其行动。然而当前现状是：共和党以微弱优势掌控的国会，不再致力于实质性辩论或达成共识，反而几乎演变为“阵营式投票”。观察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通过过程即可见一斑——除两名共和党人反对外，其余共和党议员全员赞成，而民主党议员则集体反对。独立观点交锋、协商对话、妥协决策的民主精髓，实质上已被阵营对立所取代。
另一侵蚀三权制衡的现象是行政命令的滥用。大量单边决策虽被法院裁定为非法，但因司法程序冗长，这些政令往往得以在撤销前生效实施一段时间。综上所述，对民主根基的挑战，堪称美国当前最剧烈的变化。
第二大变化，是社会极化。极化的根源其实不难理解：审视美国蓝领阶层(电工、管道工、司机等未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曾是美国梦的忠实践行者。而美国梦的本质很简单——每一代人都应过上比父辈更优渥的生活。但对蓝领群体而言，此梦已然幻灭。该群体怀有强烈不满，因其实际工资水平数十年停滞不前(走势平稳如直线)，而其他群体的收入则以合理速度增长。这造就了一个普遍愤怒的阶层，他们的生活高度本地化，经济状况决定生存质量：能否带家人度假？能否在超市自由选购？能否负担合理房价？这些曾经理所当然的生活保障，如今已成奢望。这正是极化的核心根源，蓝领群体深感被所谓的“精英阶层”(高学历人群、法律界人士)所轻视与排斥。美国社会的极化现象，已发展至严峻的境地。
第三大变革在于关税政策。回溯历史，美国平均关税长期维持在2%-3%的低位区间。而现今实施的关税税率，最低门槛已达10%，部分领域甚至飙升至50%。当税率如此严重偏离历史轨迹时，其实际影响已难以估量。美国政府为关税辩护时声称“税负不由美国民众承担，而是由外国政府支付”，这纯属误导——关税本质上由进口商品服务的美国企业支付，关键问题在于：企业会将多少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当前关税尚未完全显性化，但未来数月其推升通胀的效应必将显现。特朗普竞选时承诺抑制通胀，其前提假设正是“关税不会加剧通胀”。而现实是：对于薄利多销的零售商而言，关税成本难以通过内部消化，最终必然传导至消费终端。
金融领域的另一剧变是债务危机。凭借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美国总能通过增发货币填补财政赤字——这是全球唯其独有的“奢侈”。如今美国债务规模已膨胀至危险水平，政府支付的利息总额甚至超过国防预算。美联储为对抗通胀维持较高利率，短期内难以下调。政府虽呼吁“将利率降至1%的理想水平”，但此举既不现实，亦越权干涉央行独立性。
第四项变化关乎社会公平。美国长期以“关爱弱势群体”的国际形象自居，但此前其通过的“大而美”法案却具有明显倒退性——其经济利益大幅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国会迫于压力为富人减税，补偿手段竟是削减底层民众福利：大量低收入者被剔除出医疗补助计划。这意味着，依赖政府救助的糖尿病患儿家庭将面临断药困境。法案预计将导致死亡率显著上升，社会代价沉重。
终极变革则是世界秩序重构。美国传统上倚重北约等盟友体系，通过长期经营构建了广泛的国际友谊网络。然而现实是：美国正系统性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框架。在单边加征关税的同时，其全球参与度持续萎缩。
这引发根本性质疑：美国的历史性全球领导地位将受何冲击？ 当美国留下高额关税壁垒实施战略收缩，作为全球最大贸易体之一的中国正获得历史机遇——以更优合作方案填补各国需求。美国单边关税政策客观上为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开辟了空间。无论是民主制度危机、社会极化、关税乱象、债务陷阱、福利倒退还是国际地位动摇，上述任何单项变革的规模均属百年未遇，而今正同步共振。更令人忧心的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反复无常，政策缺乏连续性。若问这些剧变将导向何方？无人能答。
(本文仅代表演讲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责编：张靖雯、侯兴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