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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5.10.27总第120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作家路内有一个特别的能力。
他写小说从来不列提纲，无论篇幅多长、人物多众、故事多复杂都只在脑子里盘算，大体的布局和脉络约略有数便动笔，一边行进一边再具体构思。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创作周期的精准估量，一部作品从开篇到收尾，说写多久就写多久，哪怕中间灵感奔涌或者陷于困滞，提前和延宕也不会太多。
最新的《山水》依然如此。这部长篇路内断断续续酝酿了十年，2023年年底终于落墨，预计一年完成，2025年除夕结稿，实际用了十四个月。写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迈过50岁的门槛，一步跨进了中老年作家行列。
“这是我50岁以后完成的第一个作品。早年放在心里的故事，随着年纪上去，理解会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如果匆匆忙忙写出来，可能也是好看的，但既然没有写，它的命就是这样。”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未来，我可能不太会再写这样的历史的东西。”
作家路内。图/受访者提供
传说
《山水》里的历史纵贯整一甲子，从1936年讲到1996年，主角是一个司机，叫路承宗。
路内很久没有给笔下人物取过“路”姓的名字了，上一次还是“路小路”，出自早年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那个混过技校、混过工厂也混过社会的小城青年，经常被认为带有一部分自传的色彩。
因此路承宗姓路，自然也不是随意为之。小说里，“我”是路承宗的长孙；现实中，路内则有一个与其相仿的祖父——他是一个洋车夫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学会驾驶，给杜月笙的学生开过车，给台湾银行苏州分行行长开过车，后来还把车开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他是民间的支援司机。”那个时候，国内有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援前线，上海的汽车多，因此去的司机就多，不少都牺牲在了异国他乡。路内的祖父也差点没回来，有一次美军飞机锁定了他开的卡车，来回俯冲了好几趟，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没有攻击。
这些事，路内都是听父亲和叔叔、姑姑们讲的。祖父去世得早，那时候路内只有5岁，印象不是太深，所以听了也就是听了而已，没怎么当回事，直到2014年左右的一次闲聊。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影视的，当时想写一个抗美援朝的剧本，找我聊。我记得我跟他讲了一些细节，比如当时我们用的卡车不只有苏联的吉斯，还有美国的道奇。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就跟他讲了我爷爷的事。结果这么瞎聊起来，我就稍微心动了一下。”
想要写成小说，仅凭听来的故事显然不够，何况这些家族的传说零零碎碎，本来就拼不完整。“我真觉得这个是他们老一辈的规矩，我祖父很多事情都是不讲的，尤其是战争的事，他也不把那些当成自己的什么英勇事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于是，路内有意去查阅一些相关资料，包括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这些东西越看越有意思。他还找来了很多黑白电影，为了了解民国时期的人们怎么讲话、什么腔调。这是他从没处理过的一块空白，在此之前，他写了六部长篇，文学时空始终不曾溢出现当代的疆界。
然而尽管做了种种准备，真正的写作却并没有很快开始。有些问题他尚未考虑清楚，还有一些题材，他想要更先一步去完成。
作家路内以及他的著作《山水》图/受访者提供
时代
2015年，路内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还是先写《雾行者》，那个小说更长，可能会吃掉我四五年的精力。”那一年，他42岁，怕再不写就写不动了。
而且也是因为与一位朋友闲聊，对方给他讲起了做卧底记者的过往，告诉他从前可以怎样冒用身份进行调查，他听得出神，并非被那些仿若谍战一般的惊险所吸引，而是恍然意识到，原来有些经历和质感已经成了上一个时代的东西，如果不抓紧记下来，就要彻底被遗忘了。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门远行。那是1998年，他在一家外资公司看仓库，公司在许多地方设有分销处，仓管员来回轮转，没多久就派他去了重庆。同事提醒他机灵点，小心别被砍死在大街上，临走时他才知道原来那边的销售员卷货潜逃，公司要求他工作之余顺便调查一下。
到了重庆，路内发现混乱不只是卷货潜逃，有的仓管还会监守自盗，有的销售则被皮包公司骗得货款两空。
“我经常说，今天的火车站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有无数探头，你掉了东西都不用着急，一查就查到了，但是三十年前火车站却是最乱的地方。这就是中国的变化，巨大的反差，有时候会觉得很神奇。”
但过去的岁月在路内心中也有美好的一面。那是一个流动的年代、一个重组的年代、一个野生的年代、一个向上的年代。如果不是那个年代，他也许还是国营糖精厂的一个工人，终日在早中晚之间三班倒，一辈子住在工人新村，没什么其他的可能，不管希望抑或失望。
路内觉得，那个年代的状态很难确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完整概括。所以他只能用更多的语言描述，通过几个与自己同龄的角色，追忆一代人的无聊、躁动、梦想和伤感。
“我在写《雾行者》的时候，更多地有一种史诗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想表达一个时代的进程，这个进程跟我们现在是有关系的，哪怕这个脉络非常幽微。”
事实上，路内一直都有意面向时代。他的写作个人性很强，写《慈悲》是写父辈的命运，“追随三部曲”里则融入了自己的少年往事。但他并不止于此，恰如作家阿乙曾说“路内的作品是从社会和时代里切下来的”。
“我从一开始写《少年巴比伦》就不完全是个人情怀的表达。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变迁的迅速，大量的工厂拆了、工人新村推了，我曾经急于想要离开的环境一下子消失了，这个时候你会自然地产生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困惑，同时也是对于时代的困惑。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一种社会学的角度，但是我心目中的所谓的现实主义。”
动力
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对于《山水》的构思，路内觉得自己始终还差了一点。
他想在这个作品里讲很多东西。他想以汽车为象征物，讲中国对现代化的百年渴求；他想借人物师徒、父子的复杂关系，讲现代化过程中观念的变化；他还想讲所谓秩序问题——“从清末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中国历史经历过多次秩序的崩溃和重建。这个东西在普通老百姓那里是怎么认知的，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只是这些想法都太分散，需要一个贯穿的核心。同时也过于宏大，他不愿让小说变成历史的依附：“小说依附于历史的话，当历史被抽掉以后，小说也就塌方了。”而且在他看来，真正的历史小说必须处理政治问题，如果只讲历史的花边，不能叫作历史小说。
写完《雾行者》，路内开始重新思考这些有关《山水》的问题。但他发现自己的脑子还困在上一部作品里，整天发蒙。那几年，他确实写得太辛苦了，42万字，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体量。写到后半程，他干脆住进了书房，醒了就写，写累了就睡，作息乱得一塌糊涂。
游荡的状态持续了半年，紧接着疫情又来了。“2020年，心情很不好，对整个世界都很担心。我想不要写什么《山水》了，写个爱情小说吧，写一个男人的成长和衰老，在当下和过去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路内说。
于是2021年，《关于告别的一切》也写出来了。他却又掉头回到了《雾行者》，那个故事里还有许多没放进去的内容，他想再接着写，当作续集也好，番外也罢，或者完全另起炉灶。结果写了一半写不下去，抬头一看2023年都快过去了，他觉得或许是时候面对《山水》了。
“我看了王朔老师的《起初》，非常像那种史诗的东西，但又带有非常强烈的作者风格，妥妥的一种反史诗的史诗。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也可以写一个反向的小说，就写一个家庭，能够触摸到一些历史的注脚就可以了。”
山重水复之后的出路终于找到了。那些最初诞生的分散而宏大的想法并没有被放弃，只是尽皆归于人情世故，还是写人生，还是写命运，但人生和命运本身已是一种沧桑的轨迹与进程——“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动力”。
方向既定，其他问题便也都不再是问题。比如有关故事的讲述方式，路内之前也迟疑过，因为时间跨度太长，倘若按照顺序，难免头重脚轻，“重心会往前偏”。于是，他索性打破了线性的叙事，奇数章节话往昔，偶数章节写近前，两条线索各自推进，情节反复穿插。
“所以《山水》有两个开头，第一章是一个开头，第二章也是一个开头。写完两个开头之后，我差不多知道这个小说是什么样子了。”路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修行
《山水》交稿之后的这几个月，路内什么也没干。他暂时不确定接下来要写些什么，虽然有那么两个题目是列在了他的计划之中的。
一个是唐伯虎的故事，他想把故乡苏州的弹词书目《三笑》改成白话，就像张爱玲当年重写《海上花列传》一样；另一个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第一代白领，他想写写在没有任何职业经验的情况下，这些人如何投进了时代洪流里，又怎样构成了日后社会的一个阶层群体。
不过他并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提什么要求。他觉得既然过了50岁，应该进入另一种状态。古话说，人生五十，而知天命，在他看来，文学也一样。“慢慢地什么都会变得不重要，而只是一种自我修行。”
“我在60岁之前还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写作状态，还能再出两三本，然后可能到60岁就不写了，干点别的去。还有就是我倾向于写得再短一点，不要再写30万字以上，真的很吓人的，年纪上去了以后，其实一天写1000字已经脑力跟不上了。体量的大小确实体现一个作家的能力，但也不是必然的，并不是短了就不好，小说的好坏不以长短作评判。”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甚至他想再过几年可能去写短篇，毕竟自己一直也没好好地处理过这一体裁，这么些年下来，除了那本《十七岁的轻骑兵》，总共就只发表过一次短篇。
1998年，做了半年仓管员的路内辞掉了工作，开始“对文学的虚妄的追求”，把远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5000字的小说，发表在《萌芽》上，拿到200块钱稿费。那是他的文学首秀。但也是在那之后，他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语中，再也写不出新的东西来了。
一直挨到2006年，他已经成了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搬到上海生活。母亲从苏州过来看他，不久却突发脑梗过世。料理完后事，他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悲伤里，经常会记起从前，想到糖精厂夜晚的颜色和气味，想到上下班路上的炸雷和大雾。
他讲给妻子听，妻子觉得新奇又复述给朋友。后来大家见到他就问，厂子还有什么故事。再后来，他重新捡起了笔，把回忆都变成文字，两个月时间洋洋洒洒写出18万字，然后取了个名字，叫作《少年巴比伦》。
转过年的一个黄昏，他下班回家，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在报刊亭买了一本《收获》，翻开一看，《少年巴比伦》密密麻麻印满了半本杂志。“当时觉得昏了头。我站在天桥上看了一会儿，这感觉和我以前读《收获》上的长篇还真不太一样，然后我想，应该去报亭再买几本。”
就是从那时开始，路内确定了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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