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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5.9.1总第120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亲爱的爸妈，你们不要因为我的死而太过伤心。虽然我在战争中的角色非常渺小，而且让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我坦然接受。对我来说，生命有重要的意义，但在离别时，我不会感到过于忧伤，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这样。对于将来，我计划得不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一座好房子。如果妈妈能住进一座更舒适一点的房子，周围有很多鲜花和树木，那我会很高兴。我很幸福，希望她也一定要幸福，爱你们。小约翰
这是时年27岁的飞虎队队员约翰·多诺万写于1942年的一封遗书。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2025年夏，“螺旋桨切割云层的声音——飞虎队抗战记忆与和平守望特展”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这封遗书的内容，就展示在展厅里。
该馆主持工作的副馆长宁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策展过程中，他比较注重挖掘相关文物的内涵和意义。如何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讲好中国和平发展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是贯穿展览各个环节的核心问题。
这次展览展出了该馆和昆明市博物馆所藏100余件/套飞虎队相关文物。美国飞虎队研究院院长陈灿培等也捐赠了文物。透过这些实物和资料，一段铁血历史仿佛穿越80余年岁月，破空而来。
血战滇缅公路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展示着蒋介石授命陈纳德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AVG)文件的复制件。上写：“一、美籍志愿军第一大队于本日组织成立。二、仰陈纳德上校将来华参战之美志愿军组成该大队，其因完成该大队之组织而须增派之华籍人员由本会供给之。三、仰陈纳德上校就该大队指挥官之职，于组织完成后，将详情具报。”
1941年8月1日，这份文件签署于重庆。当天，陈纳德将军组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
抗战爆发后，日军切断了中国所有对外通道。经过20万云南民众8个多月的奋战，滇缅公路于1938年8月修通，从云南昆明直至缅甸腊戍，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为切断滇缅公路，日军从1940年起集中轰炸昆明、保山、惠通桥等滇缅公路沿线桥梁及机场。在激烈的空战中，中国只剩下60多架战机，其中只有12架可以升空作战，中央航校90%的飞行员阵亡。
受国民政府之托，宋子文与陈纳德在美展开游说。陈纳德是美国退役飞行教官，时为中国航空委员会航空事务顾问。他坚信，中日战争是太平洋战争的前奏，美国迟早会被拖入这场战争。几经周折，罗斯福政府被说服，批准为中国提供100架P-40B战斗机，组建美国志愿航空队。这批战斗机原是为英国生产的，美国承诺另以更先进的飞机补偿英国。
陈纳德与宋子文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在美国各地招募空地勤人员。开出的条件是：每人每月工资，飞行员600美元，队长750美元，机械人员350—400美元，外加每月30美元生活津贴，每年还有30天带薪休假。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另奖500美元。
签约人员将作为志愿者为中国空军服务，并作为交战国人员受《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保护。美方独立指挥作战，但重大事情必须请示报告中国航空委员会。
志愿飞行员主要来自美国陆军航空兵、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有航母战斗机飞行员，也有货机驾驶员。按国际规则，他们要先办退役手续，再与中方签订合同，持民间护照以游客身份赴华。陈纳德的官方称谓是“中国中央银行顾问”，护照上职业一栏是“农民”。
1941年7月，由100名飞行员(实际99人)、50名机械人员和后勤人员组成的第一批美国志愿人员到达缅甸仰光的同古凯多机场，开始受训。不久，第二批志愿人员抵达。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由陈纳德任队长，下辖三个战斗机中队，共计240人。三个中队被分成两部分，分别驻扎在滇缅公路的两端——昆明和仰光。
12月20日，志愿航空队迎来了滇缅战场上的首次空战。日军10架轰炸机飞向昆明，志愿队击落了其中9架，己方损失零架。
苦于跑防空警报的昆明人亲眼见证了这场空战。连续几天，昆明各界人士敲锣打鼓，到巫家坝机场为志愿队庆功。五位飞行员也来到昆明教会的儿童收容所，和孩子们玩“骑大洋马”游戏，共同欢庆。美国摄影师和昆明相馆老板都拍下了这动人的一幕。因志愿队战斗机上涂有鲨鱼牙齿和眼睛及“飞虎”标志，中国民众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飞虎队”。
1942年初，日军进犯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派出10万精锐部队入缅作战，兵败后，日军沿滇缅公路一直打到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
惠通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此桥一过昆明、重庆将告危。5月5日，守桥部队在千钧一发之时炸毁了惠通桥。飞虎队的轰炸机则对准公路上的日军开火，摧毁了峡谷内几乎所有日军车辆和重装备，击毁了搭设了一半的浮桥，阻住了日军的进攻。从此，中日两国军队在怒江两岸形成了两年的对峙局面。
7个月的空战中，飞虎队多次以少胜多，共击落日机229架，涌现了19位王牌飞行员(击落5架敌机即为王牌飞行员)，己方损失22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29架P-40战机损失了78架。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声名大噪。
文首提到的约翰·多诺万即为飞虎队第3中队僚机飞行员，1942年5月12日被击落阵亡。他有4次空中击杀记录，差一次就能成为王牌飞行员了。
队员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封遗书，用电报发给其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父母。多诺万的遗体起初被葬在昆明的跑道旁，1949年运回美国安葬。
驼峰下的“铝谷”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美政府决定紧急开辟从印度阿萨姆邦至云南昆明的航线，以继续将抗战物资输往中国，使中国能继续抗住日本陆军主力。
这条航线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因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形似驼峰的险域而被称为“驼峰航线”，是抗战时期唯一的空中补给线，也是当时最危险的航线。
7月4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解散，并入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成为该队下辖的第23战斗机大队，对外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脱离中国空军序列和指挥系统，成为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的盟国部队。1943年3月，特遣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少将指挥官。
美国驻华空军的装备和后勤有了大幅提升。陈纳德夫人陈香梅曾说，第14航空队虽是美国驻海外空军中最小的一支部队，却是一支战功卓著的空中生力军。
1943年11月，中美双方各派出人数对等的3个飞行大队，成立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陈纳德任队长。军团战机很多仍涂有鲨鱼牙齿、眼睛及“飞虎”标志，因此中国民众及媒体仍习惯称其为“飞虎队”。
飞虎队基本终结了云南人跑警报的历史，云南人也与飞虎队结下了深厚情谊。当地特色小吃“摩登粑粑”，就是昆明人根据美国人的口味用黄油、牛奶和面创造出来的。
那时云南全省总动员，青壮年拉石碾子压路面，妇女背着孩子在工地上敲石头，靠人力新建了28个机场。昆明是飞虎队的主要基地，有巫家坝、呈贡、寻甸羊街和干海子4个机场，大批民工随时待命，准备维修。陈纳德曾说：“要想炸毁它们是不可能的。不管日本轰炸机在跑道上炸多少个坑，中国民工也能在两个小时内把它们填平。”
国民政府还组建了一支翻译员队伍，为飞虎队服务。译员穿美军制服，但不佩戴级别标志，有不少来自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子、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都在其中。很多译员与美军一起参加了在印缅、滇西和国内各战场的战斗。
飞虎队每个飞行员的衣服上都缝着“血符”。这是一块绸布，上书“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等字样，由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颁发，迫降或跳伞的飞行员凭此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救护。云南民众曾救助近百名跳伞飞行员，有的甚至因此被日军杀害。
三年中，经驼峰航线共向中国运进了736374吨物资。至战争结束，驼峰航线上牺牲了1000多名飞行员。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飞机坠毁最集中的地段，残骸连绵一百多公里。美军给这一地段取名“铝谷”，即飞机铝片布满的山谷。在一些深山密林中，至今仍有当年坠落飞机的残骸。
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被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部以身体健康原因免职，无奈离开中国返回家乡。
告别那一天，重庆灰色的高楼和简陋的竹棚上到处悬挂着飞虎队队标和V形胜利标志，街上挤满了送行群众，司机只能熄灭发动机，车子被人群推着走。许多人带来了送别礼物，在宣纸卷轴和丝巾上留下自己村庄的名字。
陈纳德回美后，与夫人陈香梅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小镇。陈纳德在指挥飞虎队的过程中独创了一套“打了就跑”等空战理论和战术，后来在军事行动中逐渐为美军所认可。
1958年7月27日，65岁的陈纳德离世。去世前几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会批准他晋升为中将。他去世后，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镌刻着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刻字。
老兵回家
今天说起飞虎队，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的飞虎队被用来泛指抗日战争期间陈纳德将军领导和指挥过的空中力量，包括美国志愿航空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及中美空军混合团。狭义的飞虎队，则专指最早来华参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这也是陈纳德心中真正的飞虎队，他曾非常明确地说：“只有志愿队才是‘飞虎队’。”
志愿队成立时，美日尚未开战，队员是以受中国政府雇用的志愿人员名义参战的。因此，战后很长时间，美国政府不同意给予他们退伍军人待遇，令他们长期饱受困扰。直到40多年后，美国国防部一个特别委员会终于在1991年7月裁定：美国志愿航空队1941年赴中国是执行作战任务，并从美国参战之日起归属美国武装部队统辖，因此志愿队队员应被视为美国军人。此时，志愿队仅有26人健在了。
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美国飞虎队老兵开始回访昆明。一位飞虎队队员当年在战斗中受伤，被一位云南百姓背着，突破重重障碍送回部队。1995年，这位老兵回到昆明，当年背他的中国老人已80多岁。两人见面时都很激动，中国老人想再背他一次，但已背不动了。他说：“人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没理由不救。”
1999年，陈香梅受邀回国参加国庆典礼。在昆明参观时，她委托时任《云南日报》总编辑孙官生帮助收集宣传飞虎队和陈纳德的事迹，孙官生欣然同意。多年里，孙官生致力于寻找飞虎队遗迹，并于2007年组建了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
现为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甘云就是在这一年加入研究会的。他的祖父甘芳曾在中缅印战区昆明行营参谋处担任中将，外祖父陈念慈曾是飞虎队成员，也是带领最后一批中国学员到美国受训的带队教练，但甘云以前没有机会深入了解祖辈的这段经历。
多年来，研究会持续搜寻飞虎队历史遗迹，找到了飞虎队大队部及一、二、三中队驻地遗址。他们的足迹踏遍大半个美国，访问飞虎队队员及其后代，搜集和核查人员资料。
甘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让他感触最深的，是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公墓的修复。
昆明空军公墓始建于1938年，是抗战八大空军公墓之一，安葬了部分中美空军烈士，还有个别英国空军人员。抗战胜利后，美国飞虎队烈士的遗骨大多被运回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因建设需要，中国空军烈士的棺木和墓碑被移到昆明东郊长春山上，草草埋葬。“大跃进”时期，墓碑被运去修了水库。烈士的棺木后来也逐渐被盗墓者破坏。
2008年，部分烈士的遗骨和棺木在长春山上被发现。经过孙官生等的呼吁和媒体的广泛报道，政府拨款复建了公墓，将收集到的烈士遗骸集中安葬，这就是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公墓。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研究会一直在做烈士墓碑的抢救性挖掘保护和烈士身份确认工作，很多烈士后人也纷纷与研究会取得联系。2025年年初，一位浙江飞虎队队员的侄孙终于在昆明空军公墓找到长辈的安葬地，捧起一抔黄土带回家乡，了却了家族80年的牵挂。
在大洋彼岸，美国飞虎队研究院院长、华人收藏家陈灿培也在各处收集飞虎队文物。自2007年起，他花费上百万美元，搜集到飞虎队及抗战相关文物约2万件。不少飞虎队老兵和家属得知后，纷纷将家中保存的飞虎队老物件捐赠给了他。陈灿培将这些文物全部捐给了博物馆、历史学会等文博研究机构。
杰弗里·格林因制作飞虎队纪录片与这段历史深度结缘，1998年成立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并担任主席。他说：“我们不是复述战争，而是复活那些让人类免于坠入黑暗的勇气与善意。”
2023年是美国第14航空队援华抗战80周年，也是陈纳德诞辰130周年。杰弗里·格林与两位飞虎队老兵——103岁的哈里·莫耶和98岁的梅尔文·麦克马伦，共同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复信格林等人。信中说：“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信中还写道：“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0月底，格林、莫耶、麦克马伦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代表团一行30多人访问了中国。他们经上海到北京，再由重庆到昆明，最后到广西柳州，一路沿着飞虎队的足迹，重游故地。
代表团成员还包括陈纳德的外孙女嘉兰惠。11月2日，MU5866次航班从重庆抵达昆明长水机场。下飞机时，嘉兰惠脱口而出：“感觉自己回家了。”
(本文参考了马毓福《陈纳德与“飞虎队”》)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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