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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吕雅萱/实习生：方思文

发于2025.9.22总第120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一名实习生多次大量重复领取餐食，单日最高领取13份。不仅如此，茶水间的零食柜也常常被他清空，行政团队放在储物柜里的物资，被他整盒拿走。2025年1—3月，他累计领取餐食154份。

与这起看似奇葩的案例一同公布的，还有更严厉的处理：共有100名员工因触碰公司红线被辞退，其中18人因涉刑事犯罪、恶意损害公司利益等严重情节被实名通报，8人涉嫌刑事犯罪已移交司法机关，同步行业联盟并取消期权。

近年来，互联网大厂持续反腐。近几个月，B站、京东、饿了么、完美世界等公司陆续公布员工的职务犯罪行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也在近一两年陆续公开通报员工商业贿赂、职位侵占等舞弊行为。

今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0年至2024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共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超3亿元，其中七成以上发生在互联网大厂，案件罪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为什么互联网大厂内部腐败问题在近些年愈发突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赵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传统个体户或小微企业中，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重合，员工是为了企业的利益工作，挖公司墙脚的情况并不多。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层级变多，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节，这时候就容易滋生内部腐败。

因此，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也成为大厂的必答题。

“平台软权力”腐败

账户封禁和解封、热搜置顶、加V认证、流量倾斜、文章捞回……这些看似虚拟的操作，被互联网行业称为“平台软权力”。根据白皮书的定义，“平台软权力”是互联网公司员工在网络空间里的准公权力，127起案件中，有39起案件涉及员工滥用“平台软权力”牟利，涉案金额超过6700万元。

赵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权力并不直接涉及资金、设备或人事等传统资源，但在互联网空间极具商业价值，易于变现。

海淀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这样一起案例：郭某作为一家短视频平台的主播运营人员，负责平台账户的直播管理、账号维护等。2021—2022年，他利用管理主播的便利条件，为其管理的多名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单”等帮助，并向4名主播索要或收受钱款共计300万元，用于购房、购车、网络游戏、日常消费等。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昕栋用“小官巨贪”来形容互联网公司这样的贪腐现象。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于传统企业，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方式更加扁平化，在快速扩张中大量下放权力。如果缺乏监督，这种短链路的决策就可能给基层员工创造寻租空间，尤其在关键业务部门，会出现“小官巨贪”现象。

吴昕栋进一步表示，“平台软权力”腐败通常跟数据、算法、流量等互联网平台的虚拟资源挂钩，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因为有稳定的流通渠道和变现规则，被赋予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比如，某视频平台前员工李某与外部人员合伙成立公司，他借助手中权限，把流量投放倾斜给其关联公司的账号，从中收取好处费。目前，李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石某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贴吧业务部的用户经理，日常负责产品设计和客户需求，这个岗位看起来普通，却让他接触了公司内部的虚拟财产。任职期间，石某引入某科技公司合作虚拟货币奖励业务，趁机非法收受现金608万元。同时操作多个贴吧账号，将虚拟货币套现并转入个人银行账户，侵占公司资产366万元。

不过，并不是在关键部门的员工，都有把“平台软权力”变现的机会。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岗位职能是给某平台上用户生产的内容做推荐。他表示，在这个平台上，算法的推荐权力要远远大于他本人，“坦白说，捞油水的机会很少”。

供应链、招商是重灾区

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了一起互联网企业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自2023年7月以来，上海某互联网企业前副总裁韩某等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为供应商获取优质配送区域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30余次收受超过4000万元的行贿款物，并为掩人耳目将之分散存放于多处租住房屋内。

韩某即饿了么前CEO韩鎏。今年6月，其在上海办公室被警方带走。彼时，饿了么方面曾回应称，内部调查发现其涉嫌职务犯罪，并向警方主动报案。

经查，韩鎏掌管着饿了么的物流配送业务，具有确定供应商准入、清退、考评、补贴发放等职权。他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并借此大肆收取供应商行贿款。

有考核不达标的供应商，曾向韩鎏等行贿得以保留资格；有想要改善经营状况者，通过行贿获取更多关照；另有供应商行贿后，获得相关业务资源倾斜，获得超出平台运营规则的便利。

可以看出，除了能接触“平台软权力”的员工的“小官大贪”，传统民企的贪腐行为在互联网公司也有出现，并有显著的互联网特征。吴昕栋说，从媒体曝光及司法实践看，互联网平台的招商、投放、供应链、内容审核这四个环节容易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共性在于，权力边界模糊、技术操作留痕难、收益与流量直接挂钩。比如在供应链环节，除常规的供应商准入等寻租之外，还出现物流区域划分、数据篡改等行为。

而招商环节是“准入权寻租”重灾区，平台员工通常以降低准入门槛、提升类目权重等方式索贿或收受贿赂。

曾有一起案件，因犯罪金额之大，创下了海淀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之最，其本质就是“准入权寻租”。2017年，某大厂原餐饮主管高某以餐饮专家身份入职，负责餐饮供应商的引入、对接、日常监督、资金结算和合同续签等工作。三年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向两家餐饮供货商索取上千万元好处费，为其在资金结算、合同续签等环节谋取利益。最终，高某因受贿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杭州一家电商平台的普通运营人员王某，职位不高，但手握家具类官方旗舰店的入驻审批权。短短一年，王某收受商家贿赂高达9200余万元，他所审批通过的商家数量也远超正常水平，其中不少并不符合平台要求。最终，王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互联网行业分析师张书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多年前，就有电商平台曾被曝称，一些入驻商家会在周末邀请平台员工出游，以此换取流量倾斜或准入特权。他称，在互联网公司，执行工作往往靠个人，而相关执行标准并不总是那么明确细致，在可松可紧的空间下，就为寻租留下了余地。

反腐仍存在难点

为打击内部腐败，不少互联网大厂建立了内部纪检监察部门。阿里巴巴设立廉政合规部，百度成立职业道德建设部，京东成立监察部，腾讯则开设反舞弊调查部，专门负责调查和处理内部贪腐问题。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每个季度会发布员工违规处理情况通报，还会让员工观看反腐教育片，做检测题。京东则是从2016年起设立反腐奖励基金，每年拿出1000万元奖励举报人，对举报的个人或合作伙伴给予5000元为起点的奖励，涉刑事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则从5万元起步。

在此基础上，互联网大厂之间又走向抱团反腐。2017年，京东、腾讯、百度、联想、小米等13家企业与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阳光诚信联盟”，通过共享黑名单制度，让有“前科”的员工在联盟内企业应聘时“现形”，增加有腐败行为员工的再就业成本，同时也震慑其他员工。

字节跳动在此次通报中就明确提到，对于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并同步至诚信联盟和反舞弊联盟。

不过，多位受访者指出，虽然反腐体系在不断建设，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民企在处理内部贪腐问题时仍然面临难题。

如何发现腐败行为是一大问题。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传统线下受贿不同，大厂腐败通常在网络空间发生，手段隐蔽、交易虚拟，往往贯穿合同签订、数据操作等多个环节，不易察觉。比如上文提到的贴吧业务部经理石某受贿案，持续近7年，才因为匿名举报浮出水面；电商平台掌握旗舰店入驻审批权的王某，也是平台收到举报信后，才发现他的腐败行为。

赵军表示，就算公司发现了贪腐行为，如何查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互联网大厂大多是民企，不具备国家机关所具有的侦查权，也缺少专业调查技术手段，内部调查时，在涉及员工个人隐私时难以把握尺度，调查取证难度高。

其中一个方法是利用大数据自查。张书乐称，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在于数据量大，数据可追溯，比如某些账号频繁被推流，某一话题持续被删帖，数据往往会显示出异常。如果企业能加强这方面的敏感度，结合人工审核，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平台软权力”寻租。

2017年，字节跳动建立专用数据库，用一年时间导入业务数据，便于监察、审计部门检索，并由系统自动识别风险、推送给业务负责人。

不过，互联网公司不乏技术人才，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被一些人用于转移赃款。在查处过程中，追溯此类虚拟资产也是一个难题。魏景峰说，虚拟货币缺乏法定货币地位，交易规则复杂，特别是涉及跨国、跨平台的洗钱链条，企业在追赃维权时，赔偿往往与维权成本不成正比。

上文某短视频平台前员工冯某的贪腐案例中，冯某为了套现并转移，安排下属快速注册多家空壳公司，接收短视频平台支付的“奖励金”，又指使外部商户利用8个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将骗取的巨额资金兑换成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再通过“混币”手法洗钱，“洗白”后的赃款再次被兑换成人民币，转回冯某等人控制账户。

据报道，案发后，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追回90枚比特币，让这家短视频平台挽回了部分损失。

不过，即便有的企业发现内部贪腐问题，出于担心产生对外合作、融资经营环境等负面影响的顾虑，也有可能会选择内部处理，因为企业始终是将平台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文书的公开，都可能会对公司的声誉以及公众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影响企业的效益。

民企反腐需走制度化道路

商业腐败案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立案难”。

赵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我国开展反腐败工作时，目标主要聚焦在与公权力相关的主体(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上，对民企反腐的重视程度不足。

这种情况，既有经济犯罪案件相对复杂的客观原因，也与执法部门担心被质疑“插手经济纠纷”有关，由此，一些民企的腐败线索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法律制度的修订正在弥补这一短板。2024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施行，在7项条文修改中，有3项修改涉及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犯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资产罪。这3个罪名原本只适用于国企，如今覆盖到民企。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远煌曾参与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咨询会议，他指出，此前我国民企反腐主要还是企业自发性的，缺少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进，成为国家推进反腐的一个短板。修正案的出台表明在法律层面上，我国对公共领域和非公领域的反腐败协同推进，“短板正在逐渐补上”。

修订后的刑法实施已一年有余，修订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落地如何？

最高检在今年2月的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1万余人，同比上升25%。3月，最高检进一步披露，2024年，共有3298名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因腐败犯罪被起诉。

吴昕栋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时间还不算长，从立案到起诉再到判决，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但从已公开的数据来看，全国检察机关对民企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提升，新规正在被快速应用，民企反腐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

今年9月，上海产生首例“民营企业高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据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消息，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吴昕栋预期，随着民企反腐意识增强，举报线索将会更多，司法机关的打击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不过，司法实践中仍存有一些难点。吴昕栋说，修订条款涉及的三个罪名的犯罪构成仍然不够清晰，比如“高级管理人员”“同类营业”“亲友”等关键概念缺乏统一认定，需要结合个案细化判断。其次，民企腐败案件往往伴随股东派生诉讼、合同无效等民事纠纷，刑事与民事在证明标准和追赃程序上存在差异，容易造成“刑事追缴不足、民事执行落空”，影响企业损失挽回效率。再次，量刑幅度缺乏细化标准，对不同身份主体(如创始人股东、职业经理人)的量刑可能失衡，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

“未来需要出台更明确的司法解释，以及发布典型案例来固化标准，进一步推动罪名适用。”吴昕栋说。

他强调，民企内部反腐既需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也需要企业自身构建廉洁合规体系。互联网企业资金流量大，尤其要加强内部监督，强化企业高层和关键岗位的反腐责任。国家机关与民企需要共同发力，让民企反腐走上制度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