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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一座不起眼的石碑在路边静静伫立。石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证明曾有一群同胞，来过这世间。“侵华日军空投鼠疫受害同胞纪念”字眼的背后，是一段难以泯灭的惨烈记忆。
1941至1942年，侵华日军多次向常德投放鼠疫细菌，数万百姓饱受病痛摧残。1997年8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和家属，与来自细菌战另一重灾区浙江的相关人士共同组成原告团，起诉日本政府，开启长达10年的跨国诉讼。时至今日，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仍然坚持以民间活动的方式，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认罪行。
无法忘却的反人类罪行
飞机的轰鸣声惊醒了熟睡中的人们。紧接着，城区上空拉响尖锐的空袭警报。老百姓诧异的是，日军飞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而是投下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些不明投掷物的威力，远超炸弹。
下午5点，空袭警报解除后，居民纷纷返城，并将一包空投物送往广德医院化验。时任广德医院院长的谭学华检查空投物后，认为日军撒下的很可能是鼠疫杆菌。
起初，城内未发现鼠疫病人，各方都忽视了潜在危险。11月11日，家住关庙街的12岁女孩蔡桃儿在门前的街道上玩耍，晚上突发高烧。一天后，蔡桃儿死亡，距发病时间仅36小时。这是常德已知发现的第一例鼠疫病人。
接下来，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现多起病例，平均每天报告10人以上，而且发病迅速，往往尚未就医就告不治。城门外的3座焚尸炉，短短数日就烧塌了两座。常德古城迅速被死亡气息笼罩。
1942年4月中旬，常德城内多处出现肺鼠疫患者，不少老百姓向外逃亡，疫情扩散到周边各县。
时年40多岁的李佑生家住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5月初的一天，李佑生进城采办货物时，忽感头痛脑热。他连夜离城回家，第二天就病倒了。
肺鼠疫很快在李家湾暴发流行。从5月10日至30日，短短20天内，接近过李佑生的15人全部染疫死去。
鼠疫又向常德城东北的石公桥镇蔓延。“我父亲原来在镇上开杂货铺，年幼的二姐跟着他一起，她在镇上满街跑，染上了细菌后，发高烧、身上发乌，送去镇上的临时救护站也没用，后来夭折了。”家住石公桥镇白云阁村的受害者家属胡文兵说。
石公桥镇紧靠湖泊，人们通过湖面逃亡，防疫封锁很难奏效。当石公桥镇疫情得到控制时，鼠疫已向周围乡村蔓延。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底，镇德桥、周家店、韩公渡、大龙站、双桥坪等乡镇陆续暴发鼠疫，死者不计其数。
1943年11月18日，常德会战爆发。疯狂的日军放火将常德城化为焦土。城区疫情随着常德城的毁灭而结束，但是，常德周围广大的乡村地区，仍在鼠疫的笼罩下。无数受害老百姓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何染病。
“一定要讨回公道”
1996年11月，几名日本律师来到常德，希望调查侵华日军对常德发动细菌战的情况。不少当地人猜测：“这些日本人来做什么？他们有什么目的？”
领队的日本律师名叫一濑敬一郎。他通过常德市外事办等渠道表示，希望当地细菌战受害者与家属带领他们，调查细菌战受害实情，自己将无偿帮助受害者到东京法庭讨回正义。
尽管各方都有担心和疑虑，时任常德市外事办副主任的陈玉芳仍答应了下来。陈玉芳牵头组织成立“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成员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
寻找受害者的工作是艰辛的。当时，大家能参考的只有一本常德市委党史办编撰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全书只记载了常德市区、石公桥镇和桃源镇李家湾村的受疫情况，死亡人数不足100人，有名有姓的只有几十个。
志愿者只能顺藤摸瓜，四处寻访受害者，同时召集直接受害者和受害者亲属开座谈会，反复研究确认受害者身份。“经常带上一天的干粮，骑着自行车，到不同的村里调查一整天。”今年67岁的鲁光跃说，自己当时只有40多岁，是协会最年轻的成员，不记得跑了多少里路、访了多少户人家。“我母亲亲眼看着自己的哥哥、姐姐、姐夫因鼠疫离世，心中痛苦难以释怀，直到她去世前，都还在叮嘱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1996年至2000年，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发现，1941年日军实施的细菌战，以常德城为中心，波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鼠疫大流行，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其中有确切姓名者就达7643人。
十年诉讼路漫漫
1997年8月11日，包括常德在内的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亲属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其对细菌战罪行谢罪并进行赔偿。这是日本投降以来，首次有受细菌战戕害的中国老百姓起诉日本政府。
次年2月16日，该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庭审期间，陆续有日本反战人士当庭向细菌战受害者下跪忏悔。731细菌部队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明侵华日军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在历经27次庭审过后，2001年12月26日，一审结束，案件进入沉默的等待期。担任诉讼律师团团长的日本律师土屋公献、首席律师一濑敬一郎与陈玉芳等人商量，要征集更广泛的中国民间请愿，为最终的诉讼结果助力。
陈玉芳征集了数十万常德学生的签字请愿书，装了近十箱。她在箱子表面贴上手写签名——“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
原本要40多天才能到达的文件，5天就送到了东京。
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鼓舞着常德原告团。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8月2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浙江实施了细菌战，造成10000人以上无辜平民痛苦死亡。“这个消息一出，我们所有人都激动流泪。铁证如山，日本政府必须承认他们的罪行！”陈玉芳说。
但是，法院不判定政府谢罪赔偿，原告团再次提出上诉，之后的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07年5月9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电告细菌战诉讼案律师团：按“国家无答责”和日本民事诉讼法有关不予受理的规定，对细菌战诉讼案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驳回细菌战受害者诉讼上告。这标志着细菌战受害的180名中国原告从1997年起状告日本政府的10年诉讼程序全部完结。
不到胜利决不收兵
怀着“必须为这段历史讨个说法”的执念，今年6月，坚持30余年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维权发声的一濑敬一郎再次来到湖南。“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诉讼结束18年后，至今仍在坚持这项事业。我此次前来拜访，正是为了向这些长年奋战的受害者们表达由衷的敬意与感谢。”一濑敬一郎说。
今年76岁的一濑敬一郎已经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来湖南。“我初到常德时，并未立即获得大家的信任。作为日本人，我们多次向受害者家属致歉。但空谈道歉远远不够，作为律师，我要推动日本政府实际承担责任。”一濑敬一郎说，这30多年来，他既要维持律所的运营，又要以律师身份处理对华战争责任的诉讼，虽有各种压力和挑战，但他从未放弃。
“2007年诉讼终结，常德受害者们成立协会，强化组织，将维权持续至今。”一濑敬一郎说，“从历史维度看，这具有非凡意义。受害国民众与加害国民众携手追究加害国政府责任的抗争模式，史无前例。”
一濑敬一郎的坚持，也鼓舞着常德的父老乡亲们。一审结束后，陈玉芳情绪低落，一度想换个工作单位。不久，一濑敬一郎专程来到常德，找到陈玉芳。他说：“我们都要坚持下去，直到夙愿达成的那一天。”
回忆起这次对话，陈玉芳仍会激动落泪：“不到胜利决不收兵！”
成立于2011年的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最开始有300多名成员，基本都是受害者的亲属，担任协会会长的律师高锋也不例外。高锋曾配合调查委员会寻访受害者。在他的组织下，协会几乎每年都会去日本举行维权活动。
“今年4月，我们几名律师去了冲绳，与当地反战人士共同举办活动，还去了东京，向日本国会递交了关于对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赔偿的请愿书。”高锋说。
“这段历史不缺证据，缺的是记住”
湖南文理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设有细菌战研究所的地方院校。“细菌战上诉一审的时候，校领导认为，我们学校应该为地方研究做贡献。2001年9月18日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研究所教授陈致远说，“那时候日本律师带来很多资料，我们本地也发现很多，研究很快就进行下去，一直到今天。”
陈致远曾为对日诉讼撰写了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对常德城区和石公桥镇和平居民的加害》，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他还多次主持学术会议，召集多国专家研究日军二战时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细菌战罪行。
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团队出版著作《纪实：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进一步丰富细菌战史实，这是目前最新、最系统、最全面研究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著述。虽然已经退休，陈致远仍致力于研究细菌战。在他看来，还有很多课题有待关注。
湖南文理学院近期也与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签署合作协议，在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料挖掘、学术研究及和平教育等领域深度合作。
截至目前，当年参与跨国诉讼的61名常德籍原告仅剩17人在世。研究、发掘、保护工作更加紧迫。“这段历史不缺乏证据，缺的是记住。”陈致远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继续发掘、保存这段历史，防止悲剧重演，实现长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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