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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牛荷
发于2025.9.22总第120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家住北京的赵虹，从去年年末开始，频繁失眠，日常状态受到很大影响。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每晚十一点左右入睡，往往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就醒来，以前还能继续睡，现在醒来再也睡不着，甚至早醒时间开始不规律地提前。她的睡眠时间越来越短，也越来越碎片化。
如今，国内像赵虹一样，出现睡眠障碍的人群，十分普遍。今年3月，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为48.5%。
9月1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到今年底，97%的地市至少有一家医院可以提供睡眠门诊服务。记者发现，不少医院的睡眠门诊，涌入越来越多年轻人，一号难求。
“有医院误诊率高达90%”
今年6月，赵虹决定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帮助。截至8月下旬，她先后在北京五家三甲医院就诊，包括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但治疗之后，却越发焦虑，睡眠质量也变得更差。赵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诊时，不止一家医院医生听完她的病情描述，会直接开药。尽管赵虹去了多家医院就诊，但没有医生告诉她失眠的病因。
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睡眠障碍疾病往往是多种问题叠加的结果，并非一个病因就能解释一切。其中，失眠的成因也很复杂，比如有人失眠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夜间打呼噜后出现憋气，导致睡不踏实、总会醒来。
失眠大体分为慢性和短期失眠障碍两大类。对患者来说，失眠是一种主观感觉，医生要对其准确诊断，才能实现有效治疗。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张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失眠的诊断要借助睡眠评估量表，但主要还是靠医生的临床评估，评估量表只是起辅助作用。
他进一步表示，临床评估主要关注两方面：一是失眠症状持续时间，二是是否影响白天正常学习、工作、社交等，比如出现情绪低落、易怒、认知损害、心悸等问题。一般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且每周至少三次的失眠，排除睡眠呼吸暂停等其他疾病，就可以判断属于慢性失眠。排除其他疾病，可以通过多导睡眠监测(PSG)技术。
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桨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所在的科室，对睡眠障碍患者的诊断包括详细的病史采集、常规检查、量表问卷的主观评估，以及整夜的PSG等客观评估。做PSG通常需要在医院过夜。
“PSG技术是目前诊断睡眠障碍疾病的‘金标准’，也是最核心的诊疗办法。”韩芳表示，很多人睡不好觉只是一个表面症状，原因可能千差万别。PSG就像一个“睡眠侦探”，可以通过同步监测睡眠期的脑电图、眼电图等多项指标，找出问题所在。
周双桨举例，有的患者一直说整夜都睡不着，做了PSG，才发现是由于严重缺氧，导致大脑在夜间被频繁唤醒，产生“整晚没睡”的感觉。实际上，睡眠监测结果显示，他们往往一晚上仍然休息了几个小时，只是睡眠时间严重碎片化。
周双桨介绍，目前，每周会有约20名患者到医院的睡眠中心接受睡眠监测。“不是所有患者都要做PSG。”周双桨表示，对于那些用药效果不佳、睡眠期打鼾并伴随夜间缺氧，或出现梦游、睡梦中大喊等行为的患者，常会考虑为其安排监测。
PSG的使用，也面临着现实困境。张斌表示，一台PSG设备每晚只能收治一位病人做完整监测，需专业人员整夜值守，并对结果进行人工判读，耗时、费力，成本很高。在美国，一名患者做一次睡眠监测的价格，起步价大约为1万元，国内收费在300—500元。这样的价格，使得医院几乎是靠情怀支撑。他谈道：“一些医院用一些衍生的简化版睡眠监测产品给患者做睡眠监测，比如贴片或者简单传感器。这类产品虽然价格便宜，但诊断能力有限，很多疾病查不出来。”
由于缺乏对应的睡眠专科门诊，睡眠障碍患者想要看病，需穿梭于各大医院的神经科、耳鼻喉科、呼吸科下设的睡眠门诊。今年6月以来，赵虹在多家三甲医院多个科室下设的睡眠门诊就诊。她表示，每家医院的医生给出的治疗办法都不太一样，差异蛮大。
韩芳表示，门诊上经常看到，患者因打鼾的问题去各个科室就诊，耳鼻喉科医生建议患者做手术，口腔科的医生建议其用口腔器械治疗，呼吸科的医生则推荐其使用呼吸机。“不同科室的医生，治疗理念不同，最后患者一头雾水。”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李涛平曾到基层一些医院帮扶，他粗略估算，当地一些医院对睡眠障碍的误诊率竟高达90%以上。医生由于知识面不足，漏掉真正病因，只是简单将患者诊断为“睡眠障碍”，开抗失眠药了事。
“误诊背后最主要的问题，是睡眠医学这个学科，在大众和许多医生中认知度不高。”张斌谈道，现在部分看睡眠障碍疾病的医生在系统学习阶段，并未受到专业的睡眠医学知识培训。一旦遇到睡不好的患者，就误认为其是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梦游症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院长陆林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失眠的复杂性在于其病因常涉及多系统问题。当科室间沟通不足或评估标准不统一时，患者就如同一个被来回传递的“皮球”。这不仅降低了诊疗效率，也增加了患者负担和误诊的风险。
“药物并非首选”
林诗雨生活在上海。8年前，她读博期间，因学业压力大，经常失眠。林诗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她决定到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当时，医生简单询问病情，并给她做了睡眠评估量表后，就直接开了一款安眠药。
李涛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门诊上医生一上来就开安眠药的情况很常见。如果安眠药效果不佳，病人继而会被推荐进行精神科的量表检测，一旦结果显示焦虑、抑郁，又要进行相关治疗，比如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这也导致患者要服用越来越多的药。”
随着服用安眠药频次的增多，药物耐药性和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2022年起，林诗雨发现自己几乎每晚都要靠药物才能入睡，且开始反复剧烈头痛，吃止痛药也无法缓解。2023年，她将服用多年的安眠药换成了另一款药物，但这款药不到一年就出现了耐药问题。后来由于家庭变故，她变得特别焦虑，开始混合超剂量服用多种抗失眠药。
在李涛平看来，治疗失眠问题，医生要认真询问患者的病史和用药史，先排除躯体疾病和以往用药史的因素，再考虑情绪或精神等方面的因素，针对病因治疗，才能避免长期依赖安眠药或盲目用精神科药物。
陆林表示，临床上常用的抗失眠药物，主要包括苯二氮类、非苯二氮类、褪黑素受体激动剂、食欲素双受体拮抗剂4种类型。其中，食欲素双受体拮抗剂的作用机制与传统安眠药存在根本性差异，是一种更生理性的促眠方式，即用药后对白天的清醒功能影响小。
今年5—6月，有两款食欲素双受体拮抗剂先后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成人失眠患者。这两款药分别是日本卫材制药的莱博雷生，以及先声药业引进的一款进口药达利雷生，分别于8月和9月正式进行商业化销售。“新药刚上市，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观察过程。无论是疗效还是长期使用的安全性，都需要在真实的临床环境里慢慢观察。”韩芳表示。
在张斌看来，必须要用抗失眠药物助眠时，如果用药一两周后睡眠明显改善、情绪状态稳定，就应尽快停药，避免导致药物依赖等后果。
周双桨的门诊上，有六七成患者都尝试过药物治疗。“药物并不是治疗的首选，而是其他非药物疗法的辅助。”多名受访睡眠疾病领域专家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李涛平表示，即使有新的抗失眠药物，在给患者开药前，仍建议尽量先尝试非药物疗法。
由于对药物过度依赖，今年7月，林诗雨在周围朋友的建议下，到上海另一家三甲医院的睡眠门诊就诊，为她看诊的是一名睡眠领域的知名专家。让她意外的是，医生了解她的入睡情况、服药史，让她做完相关评估后，给出住院治疗的建议。她说，她在医院住了14天。住院期间，她经历了经颅电刺激、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BT-I)等多种治疗。她认为，最核心、有用的治疗就是CBT-I。
9月9日，《中国失眠障碍诊断和治疗指南》(2025版)(以下简称《指南》)发布。张斌为该《指南》的通讯作者。张斌谈到，CBT-I通常要进行4—8周的系统干预，改善患者的睡眠状态，如今已是一线、最基础的睡眠障碍治疗方法，科学依据非常扎实。无论何种类型的失眠，《指南》都将CBT-I放在治疗方法推荐首位，强调尽早开展。CBT-I包括睡眠卫生教育、睡眠限制疗法、认知疗法、放松训练等。
林诗雨表示，住院期间，她每天都会参加CBT-I。她参加的CBT-I治疗，一般是小班授课，每晚会有一节约1小时的课程，医生会讲解睡眠知识，类似于小讲座。此外，医生也会带大家一起做冥想放松训练。“医生还会根据每个人的睡眠情况进行评估，然后为每个人制定‘睡眠处方’，明确限制睡眠时间和卧床时间。”她表示，作息规律后，自己开始慢慢减药。从住院算起，三周后，她在完全停掉药物的情况下，也能正常进入睡眠状态。
CBT-I在国内的推广度并不高。周双桨表示，虽然看似能提供CBT-I治疗的医院不少，但真正能提供完整、有效CBT-I的医院并不多。他所在医院开展的更多是团体CBT-I，由于资源有限，很难大量开展一对一的CBT-I系统治疗。
在陆林看来，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医疗体系和资源的限制，目前CBT-I治疗师极度短缺，且标准治疗时间至少要6—8次会谈，每次30—60分钟。在医院门诊人满为患的现状下，医生和治疗师很难有足够时间对每个患者系统治疗；二是公众乃至部分非专科医生，对CBT-I的优势和价值缺乏认识。治疗中，患者除了每周与治疗师会谈外，还要配合进行每日的睡眠训练、记录睡眠日记，公众对这一疗法认知有限的情况下，配合度低，依从性差。目前，大多数失眠患者应对失眠的主要策略还是吃安眠药，认为这是最快、最省事的方法。
“绝非简单争‘独立科室’名分”
今年8月，赵虹曾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神经科的睡眠障碍联合门诊就诊，结果发现其实只有一位神经科医生看诊。记者注意到，不止一家医院的睡眠门诊，存在这种情况。
周双桨表示，睡眠疾病需要多学科医生的共同参与，通过联合门诊或综合评估，才能更准确地诊断、治疗。他所在医院的睡眠门诊目前成立了睡眠障碍知名专家团队，也在尝试设立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MDT)。
目前，国内不少医院的睡眠门诊，更像是一种“拼盘式”MDT，只是将不同科室的医生拼在一起，而非真正以“睡眠问题”为核心进行整合诊疗。2015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睡眠中心负责人詹淑琴曾到哈佛大学医学院交流学习过一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美国有着相对完善的睡眠诊疗体系，比如，有专门的睡眠专科临床医生。此外，美国多所大学附属医院在睡眠医学的基础研究各有侧重，钻研很深。
“前述‘拼盘式’MDT是中国睡眠医学发展初期一个普遍且真实的写照。”陆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模式标志着医院开始重视睡眠问题，并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入口，是睡眠学科发展的早期雏形。在美国，睡眠医学于2007年已独立成为学科。詹淑琴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00年以后，国内睡眠医学开始逐步发展，2010年前后，国内临床医生才开始把睡眠问题作为独立疾病来思考，有了睡眠障碍规范化诊疗的概念。
在陆林看来，更关键的是专业人才的断层：国内极度缺乏既精通睡眠生理学基础，又能横跨呼吸、神经、精神心理三大领域知识，并能主导整合诊疗的睡眠专科医生。“没有这样的核心人才，MDT就失去了引擎，只能流于形式。”
近年来，国内睡眠医学在持续发展。今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联合发布新职业信息，“睡眠健康管理师”被纳入其中。张斌表示，现在大多数医学院的本科专业并没有睡眠医学可选，必修课里还没有把睡眠医学纳入，选修课也不普及。
在国内2019年启动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中，睡眠医学已被正式纳入内科学门类下的三级学科。2021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展睡眠医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韩芳表示，全国范围内，只有极少数专业的睡眠医生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专培。
陆林表示，对于睡眠医学，我国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规范性的培训与认证体系，培养质量存在差别。而由学术团体组织的短期培训班和继续教育项目，侧重于单项技能的提升，属于“增量”学习。
即便培养了睡眠医学专业人才，没有配套的人才晋升体系等配套措施和发展环境，也难以留人。多名受访专家谈到，基于睡眠医学未能实质性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只能依附于精神科、呼吸科等现有优势科室，其发展资源、人才引进和学科规划都受制于人。
睡眠技师在整个睡眠医学体系里，是非常关键的角色，负责实施PSG等重要工作。周双桨以睡眠技师举例，他所在医院有2名专业的睡眠技师。然而，目前医疗体系内尚未设立睡眠技师的亚专科，导致该岗位缺乏相应的晋升通道，他们通常只能转向心理治疗师或研究员等其他晋升发展路径。
“睡眠医学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还要有相应的医保和支付政策，把规范的诊疗方式落地。”韩芳表示。陆林表示，目前的医保付费政策无法精准体现睡眠医学整合诊疗的智力价值。付费项目零散地集中在检查和治疗设备上，但对于至关重要的多学科评估、长期慢病管理、认知行为治疗等服务，收费标准不合理，使得睡眠门诊的运营难以实现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从而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何培养一名合格的睡眠专科医生？陆林谈到，首先要求医学生完成临床医学本科教育，并完成内科、神经内科或精神科中任意一个方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打下坚实的临床基础。随后，进入睡眠医学专科培训阶段，在认证的多学科睡眠医学中心进行系统轮转，必须深度参与睡眠呼吸障碍、失眠与昼夜节律障碍等所有亚专业临床工作，并熟练掌握核心临床技能。最终，通过严格考核，才能成为一名能够独立负责、管理各种睡眠障碍的专科医师。
“中国睡眠医学发展的终极出路，绝非简单地争一个‘独立科室’的名分，而是要致力于实现从零散技术应用到整合医学体系的范式转变，构建一个以‘睡眠障碍’为独立疾病单元、以患者为中心、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的临床诊疗体系。”陆林谈道。
他还建议，对于睡眠医学，应构建分级诊疗网络，形成由国家级中心、区域级中心、基层医疗机构组成的协同体系，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科技创新与临床实践的融合。
(文中赵虹、林诗雨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5期
